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介绍到编钟是古代盛行宫廷乐器，每逢征战、宴享、朝聘、祭祀，都要演奏编钟，故“堂下之乐，以钟为重”。同时编钟也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以至于古代常以钟鼎并称。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 在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成为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
     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告诉大家编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并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编钟早出现在商代（三枚一组），兴于西周（五枚或八枚一组），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九枚或十三枚一组），自宋后渐渐衰退。
    史载先秦时期楚国的音乐很发达，特别是春秋中晚期的几代楚王非常喜欢音乐。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能直接感受到楚文化“惊采”的，就是楚编钟了。《左传·成公十二年》中亦载有楚国宫廷中建有“地下乐宫”（地下音乐厅），云晋国使者登堂时，突闻地下室金鼓齐鸣，惊得晋使撒退就跑。据考证，楚王将编钟置于宫殿的地室，不仅取地室的共鸣效果，而且只听钟声奏鸣，不见钟阵。每当有外国使节来访，一进楚宫，就被不知来自于何处的音乐所震撼，被楚国的气势所折服。可见楚国音乐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已居领先地位。

    钟作为楚国具代表性的青铜器，这与当时周及中原各国以鼎为礼乐标志的做法明显有别，故有“八音之中，以钟为。尚钟之风，于楚为烈”一说。以至于楚公贵族逝去，常以编钟来随葬，因为楚人认同编钟同青铜礼器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

  一方面当然与礼俗对音乐的重视有关；另一方面，或许可以从铸钟与战争的关系来考虑。钟的铸造是弭兵的象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楚国要求郑国“无以铸兵”，就是弭兵的结果。
    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介绍到据说楚国的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中晚期。迄今为止，已知的西周楚国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钟。包括熊渠时代的楚公家钟4件；熊咢名下的楚公逆编钟8件，楚公逆钟1件；楚季宝钟1件。此举显示了楚人与诸夏分庭抗礼的决心与气魄。
 事实上楚文化实源于殷商文化。据清华简《楚居》言楚始祖季连艳遇商王盘庚后裔妣隹（一说为盘庚之女），并结为夫妻，生浧伯、远仲二子。故楚国宗法制度有别于姬周就容易令人理解了。
    楚人尚钟到了十分狂热的地步，即让司乐之官都以“钟”为姓氏。其中的缘故，想必是楚人尚钟，以钟为群乐之首，因而让司钟之官以钟为氏。古文献所记载楚国三位司乐之官即钟仪、钟建、钟子期均以钟为姓氏。从一个侧面说明楚人尚钟非同一般。
    其中钟仪为春秋时楚国郧尹（古郧国行政长官，今京山、安陆间）。公元前584年(楚共王七年)，楚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钟仪随军出征，晋组织齐、宋、卫、鲁、曹、莒、邾、杞等九国联军援郑，郑乘机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献于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为了与楚国和好，主动释放了他，“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据《淮南子·秦族训》载，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师入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破钟，则象征着灭亡楚国的标志。可见钟在楚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楚昭王返郢都，时楚昭王妹季芈主动要求嫁给钟建，以报答逃亡途中背负之恩，楚昭王任钟建为乐尹。至于伯牙摔琴谢知音（钟子期）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据《吕氏春秋·精通篇》高诱注云：“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楚国钟氏世袭，很可能与楚国视钟为重器有关。
    楚人尚钟，直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发现楚编钟前，人们一向认为中国音乐只有五音。但现代的音乐家们在曾侯乙编钟上测出了完整的十二平均律，也就是说楚人早已解决了复杂音乐的转调问题。1978年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出土的集楚钟之大成的编钟（共65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镈钟一件），被世人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出土的曾候乙编钟制作工艺精美，音质、音准良好。四套编钟均有连续的半音音列构成完备的十二律。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钟背则记有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共标有关于乐律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表现了精确的科学概念，显示楚国音乐文化的高水平，而十二平均律的运用更远早于欧洲。
    更有可能，楚人尚钟或许与楚地巫风盛行，乐舞发达，楚人好淫祀（指祭祀了不该祭祀的神灵）有关。据《汉书?地理志下》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为《楚辞章句?九歌》所作序中也说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歌舞以乐诸神。”楚人迷信鬼神，笃信巫觋之道，进而渗透在丧葬习俗中，因钟与终谐音，送钟实为“送终”之意。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鼎、簋、敦、盏、壶缶等。鼎居青铜礼器之首。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 
    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介绍到编钟是汉族古代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编钟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由于年代不同，编钟的形状也不尽相同，但钟身都绘有精美的图案。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