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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编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很早便受到关注

来源:http://www.szzhybz.com/news/345.html发布时间:2020-09-09

     青铜编钟:近代学者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青铜铭文进行研究,突破先前文字考释的范畴,将金文视为原始史料,提倡将“纸上之史料”与“地下之材料”互证来探讨商周历史、地理等[2],其研究方法开创近代相关领域研究法之先河,其成果亦成为后世相关研究的重要支撑。在其著作《观堂集林》中有《克钟克鼎跋》、《夜雨楚公钟跋》、《郘钟跋》、《邾公钟跋》4篇涉及乐钟研究,均注意将钟铭与历史信息相结合,来探究器主、出土地以及诸王世系等信息。如《郘钟跋》中对铭文及编钟出土地的考释,认为器主为春秋吕锜(魏悼子)后人,其出土地山西荣河当为春秋魏氏早期采地所在[3]。此番研究成果对于宏观了解乐钟的历史信息,价值不言而喻,然就乐钟音乐性能方面,却尚未关注。
    被誉为甲骨文“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在金文研究领域同样拥有不俗的成果,其对于传世、出土的青铜乐钟均给予较大力度的关注。如《两周金文辞大系》曾以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宗周钟、犹钟、克钟、其次句鑃、楚公逆鎛等38件青铜乐钟的铭文进行释读与分析,深入探讨钟铭记载的各类历史信息,其中涉及乐律与乐悬等内容的研究,较之前人有所突破。如《楚王章钟》篇中不仅对器主、出土位置提出自己的认识,更对钟铭中“卜
    反、宫反”以及“穆商 商”进行解读,并由此认为“战国初年已有变宫”[4]。又如《郘钟》篇中对乐悬之堵、肆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堵与肆乃悬钟磬之公名”,钟、磬各八枚悬于一虡均可称为一堵,钟、磬二堵均可成为一肆[5]。
    此外,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从器物学的角度对钟类乐器与悬钟挂件等内容进行论述,开创青铜器断代与分期研究的新领域,使青铜器研究逐步走出金石学的范畴,为青铜编钟研究提供新的平台。

    由于青铜乐钟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铸造材料的珍贵性、特殊性,承载着历史信息的钟铭总是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又因为在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下,乐钟铸造、钟律选择、钟乐演奏等音乐技术领域,均由被视为低级贱工的“师”、“伶”所为,其音乐艺术方面的发展由于很难登上史官记录的“大雅之堂”,便随着朝代更迭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与战火中。于是,关于青铜乐钟的早期研究,仅从“器”的角度缓慢发展着,其中偶然闪现出的“乐”的关照,也无力改变大局。

    直到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相关学术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文史界先锋学者们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基于此,在30年代初,先后有两位学者涉足钟类乐器研究。其一为唐兰,他试图从乐器学、文字学等角度,对钟、镈等乐器的起源、细部名称、乐悬之“堵”与“肆”等方面进行探讨,成为当时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7]。其二为刘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刘复将西方科学技术用之于国学研究,分别在古代乐律、钟磬测音等方面拥有重要建树。具体而言,他曾于1930~1931年间发起并主持了对故宫与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其中钟磬就达500余件。又曾赴河南、南京、上海等地对收藏于博物馆、烈士祠以及个人手中的古钟进行音律研究,甚至在完成此工作之余对与音乐相关的洛阳等地的乐舞造像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从留存至今的文论《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中可以得知,刘复在测音工作中采用音叉与“审音小准”等工具,运用现代物理学的原理,借鉴英国比较音乐学家埃利斯的音分数计算法,对清宫中所藏钟磬等乐器的音高作出科学测定,将结果与国际通行的十二平均律、中国传统三分损益律相比较,进而以图表的形式直观呈现上述比较结果[8]。此项研究,不仅在方法上打破前人的桎梏,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视角与目标侧重于乐器的音乐性能,已完全进入对“乐”的探讨,标志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
    继刘复之后,音乐史学家杨荫浏为了找到更为便捷的测音工作,经过探索,于1939~1941年间研制出可用于长度为一公尺或小于一公尺的音准的量音尺,并将其运用于测音工作中。此测音工具乃基于刘氏音准的改良版,准面上的可用于计算音高的刻度单位,由公尺分寸改为音分数尺与振动数尺,也就是杨氏自行设计的量音尺[9]。此项内容的改良,减免了很多由不同单位换算带来的麻烦与失误,使尚未对单位换算有所了解的测音工作者能够相对直观的得出不失精准度的结果,有助于测音工作的有效展开。如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调查组曾于1957年6月对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的编钟所开展的测音工作,便是采用音叉、音准与Stroboconn 6 T3 闪光测音机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人耳的听觉辨认、音准标尺查找以及通过闪光测音机对所测音高的后锁定,得出这套13件编钟的音高频率、音分值等数据,并通过杨先生的研究,对该钟的音准情况、音阶形式及音律所属等方面给予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调查组在获取出土乐器资料时,已全面的关注到乐器的形制、纹饰、配件以及同墓出土的与乐器相关的各类信息。对于编钟资料的搜集而言,钟内腔调音槽的分布与数量、钟架悬挂痕迹的捕捉以及悬挂顺序的研讨,均成为合理分析与判断编钟音乐性能的关键点,并成为编钟研究的范例[10]。
    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对传世与考古挖掘出土的古代乐器给予较大程度的重视。如杨荫浏在其著作《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曾引用了许多当时出土乐器的资料与研究成果[11]。李纯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先秦音乐史》[12]以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角度,将存世与挖掘出土的古代乐器的研究成果填充到音乐史的叙述当中。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均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指引了方向。李先生在音乐考古学专著《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13]中,首次采用文献学、考古类型学、音乐学、乐器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传世与当时较新发掘出土的上古时期的乐器进行综合研究。该著以演奏方式将乐器分为击、管、弦三类,每类项目下设子类,力图分门别类的将乐器的名称来源、形制、纹饰、音乐性能等方面的发展与流变进行详细分析与总结,一方面以新的角度对繁杂的古乐器进行整理,弥补中国音乐史料记载之不足,为古代音乐史的资料体系建构出新的分支,另一方面更是以实际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体系化、系统化深入建设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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