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国青铜编钟,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介绍如下：

    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介绍到钟是古代我国重要的铜质打击乐器之一，出现于商代，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若干个音高不同的钟、磬，有次序地编联成列，悬挂在之上，称为编钟、编磬。悬挂钟磬的架子，古称“”。 编钟从西周开始成组出现，最初为6件一组或8件一组，春秋晚期编钟成9件一组，战国时期出现13件、14件一组。编钟的数量与悬挂方式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贵族的地位越高，使用编钟的数量越多、编列组合形式越高。依据礼制规定，天子宫悬（四面排列），诸侯轩悬（三面排列）， 大夫判悬（两面排列），士特悬（一面排列）。近年考古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常常有几套编钟，这与史书记载的“其功大者其乐备”说法相符。这说明，先秦时代青铜钟具有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意义。由于铜钟具有代表权力大小的色彩，统治阶级对其非常重视，并专设钟师以“掌教金奏”训教乐师，为其服务。《周礼·春官·钟师》云：“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士奏《采蘩》，掌鼙鼓、缦乐。”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奏的音乐不同，使用的乐器特别是编钟的规格和等级也不相同。

    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告诉大家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大量金石乐器被作为主要的随葬品葬入诸侯、世卿等高级贵族墓葬中。《周礼·春官·笙师》载：“大丧，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西周时代的钟铭文中就记录了作钟目的是“用享大宗”。作为随葬品入葬的乐器，显然丧失了其演奏乐曲的功能，而是一种献祭品，表达着生者对逝者的崇敬与追思，同时也反映出了生者的期望，祈求祖先保佑和荫庇，并期望将这份荣耀传之后代，为后人带来福祉。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随葬乐器与否及随葬乐器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先秦时期墓主等级的重要标尺之一，也是礼制的物化形式。
    青铜编钟艺术作为我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古人杰出智慧的结晶。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共出土65件编钟，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近两千年，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1957年在河南信阳城阳城址春秋战国墓中出土了我国第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共13枚，发音准确，音色优美，并且用此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唱响太空。我国目前所知早的编钟出土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共出土1件钟和4件编钟，其时代比曾侯乙墓的编钟还要早500多年。青铜编钟已成为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我国青铜时代的艺术精品。
    据湖北古编钟生产企业不完全统计，我国先秦时期的编钟共发现约1000件，其中有铭文的钟约400件。山东地区编钟、编磬成组出土的墓葬为数并不多，目前所知，临淄商王村二号战国墓是其中之一。另外，1996年6月，在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发现5件战国中期的，一同出土的有乐器支架4件、编磬2套；1988年，山东阳信城关镇西北村战国墓出土了9件战国早期钮钟；1989年，山东郯城第二中学战国墓出土了8件钮钟；山东临淄齐都镇大夫贯村战国墓出土了一套直甬编钟，共8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套青石编磬，每套8件，共16件；章丘市洛庄汉墓也出土了两套编钟、编磬，保存完好。以上所出土的编钟，经专家鉴定，均为实用器，音质优美，而且至今发音准确。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冶炼、铸造工艺以及齐国礼乐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