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早期编钟的新发现及其意义，湖北古编钟生产厂家讲解如下：
    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较重要的一组编钟。其上所铸铭文表明，每件乐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声音。测音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所发出的音阶与铭文所述大体一致。
    湖北古编钟生产厂家介绍到这种合瓦形双音编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阶段。目前较早的铜乐器是山西陶寺遗址（ca.2000BC）出土的铜铃。从早年出土材料的年代与地域分布来看，乐钟早出现在北方地区，大约在二里岗时期传到南方。在南方，乐钟的体积变大，悬挂方式也发生改变，出现了具有双音现象的甬钟。甬钟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传回北方，之后西周中心地区就出现了质量很好、音响效果十分规则的成组编钟。
    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新发现（ca.1300-850BC）

    30年前，罗泰教授曾经确信从铙到甬钟的发展过程是在南方完成的。而新的考古材料显示此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山西翼城大河口遗址出土（ca. 950-900 BC）的编钟组合中除了安阳式的铙以外，还有一组直接从铙演变而来的可悬挂的甬钟。要解决甬钟究竟是在南方或北方发明的问题，需要更多地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以积累更多有明确出土背景的材料。

    湖北古编钟生产厂家介绍到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可能并没有开始铸造成组编钟，而只是把不同处铸造的乐钟凑在一起，其组合数量和音响效果都十分不规则。
    另一个重要发现则是这一阶段可能已经出现了乐钟与非乐钟的分别。例如，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韩城梁带村等遗址出土了后来用于军事用途的钲和铎。
    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新发现（ca.850-600BC）
    这一阶段是编钟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850年左右，突然出现了八件一套、四大四小，音响效果十分规则的成组编钟。这种成组编钟的出现是西周晚期礼制改革的一部分，此后音乐在礼制中的重要性被大大提升。
    新的材料还带来了关于整组编钟数量的新认识。《周礼·大宗伯·小胥》记载：“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30年前，罗泰教授认为半套“堵”是4件编钟一组，整套“肆”是8件一组。近年来山西曲沃北赵、陕西澄城刘家洼等地出土的16件成组编钟表明，整套编钟应是16件一组，半套则是8件一组，与东汉郑玄等人的注释一致。
    湖北古编钟生产厂家介绍到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钮钟开始出现在北方。早期的钮钟体积较小，结构简单，却是音阶结构特殊的乐钟。例如，湖北枣阳郭家庙遗址出土了能发出商音节的钮钟，也是目前发现早能敲击出五音阶的一套编钟。钮钟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使用较少受到限制。西周礼制改革以前，甬钟在男性与女性墓中均有出现。而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甬钟则仅见于男性墓。春秋中期以后，女性墓中开始出现钮钟。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新发现（ca.600-211BC）
    这一时期发生了另一次礼制改革，传统的用鼎制度与乐悬均仅见于高等级贵族墓葬。而甬钟、镈钟和钮钟这三种乐钟则开始一起出现。春秋礼制重构的结果是东周中心地区的编钟沿用传统组合，但测音结果往往并不理想，说明当时的编钟强调视觉性多于听觉性。而楚地、三晋、山东等地区则强调编钟的实用性，它已经从过去的礼制中抽离，变成日常娱乐用品。
    礼书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即王可以在四边都悬挂钟磬，诸侯三边，卿大夫两边，士一边。但目前在墓葬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规律。唯一的例外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整套呈凹字形，符合“诸侯轩悬”的规则。对此的一种推测是，该规则也许只适用于庙堂，不应在墓葬中寻找对应的现象。而曾侯乙墓本身就是一个地下宫，符合当时宫殿的设计，体现了当时对于墓葬的新理解，即墓葬与生前的世界越来越相似。
    秦、西汉时期的新发现（221BC-AD9）
    湖北古编钟生产厂家介绍到近年来，山东章丘洛庄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以及海昏侯墓等遗址出土的编钟组合，彻底颠覆了 30年前得出的关于“西汉时期乐悬传统已经消失”的观点。这些材料说明，汉代诸侯王以上等级的墓葬都可随葬青铜乐器组合。而陕西高陵等地出土的陶制编钟则表明当时诸侯王等级以下的墓葬可能使用陶制编钟作为明器。
    这一时期的编钟放弃了双音现象，而钟体、钟架、钟架脚等部位则出现了华丽繁复的装饰，由此可知当时对于编钟视觉性的强调可能超过了对其音乐性的重视，这种传统也许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
    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土任何西汉以后的青铜乐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