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战国墓，是迄今为止较宏伟壮观、声律较为齐备、铸造较精良的编钟。钟体铭文有“曾侯乙作持”字样，表明是由曾国国君乙制作、享用，因而得名。编钟出土时非常完整，连铜木结构的钟架、挂钟构件、演奏工具都伴随出土，钟悬于架上，演奏工具置于旁边，让我们可以想见下葬时乃至演奏时的原貌。编钟共 65件，全由青铜铸造，以形态可分为钮钟、甬钟与镈钟三类，被分为3层8组悬挂在钟架之上。钟体表面铸有铭文，除形体较小的钮钟为素面无纹饰外，甬钟与镈钟都有繁缛绮丽的花纹，极为精美。经过检测，每座钟都能发出2个乐音，以错金铭文标注音名于敲击部位，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仍能进行正常演奏，其音乐性能之优秀不由得让人们为之惊讶。

古代文献《世本》《吕氏春秋》提到黄帝时已能制作钟，但估计只是木钟或陶钟。商代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青铜镈钟、甬钟、钮钟等。虽然将钟按照音列编列悬挂即可称为编钟，但将以上三种钟编列成组、配合使用，形成类似曾侯乙墓这样的编钟组合，则要晚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公“制礼作乐”，在周人的祭祀、燕享、大射、军礼等诸礼当中，都要用到“金奏之乐”，编钟作为“众乐之首”尤其受到周人的重视，进而形成一套完整钟乐制度。进入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纷纷效仿并且僭越钟乐制度，使得青铜编钟的发展步入极盛时期。异常精美且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铸造出来的。



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的深入研究刷新了我们对古代音乐成就的认识，解决了很多古代音乐史上的悬疑问题。编钟铭文中的十二律名证实了《管子》关于三分损益产生十二律理论的可靠性，而且还对不同国家的律名进行了比对，都是文献所未能见到的新材料。铭文除了载有宫、商、角、徵、羽等传统音阶名（即古代“五音”）之外，还记载了变宫、变徵两个音阶，证实我国在战国时代就已使用七声音阶。编钟广阔的音域，结合铭文中不同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关系，说明该钟已经具备旋宫转调的能力并且得到实际运用。对编钟合金成分配比的检测，也证明《考工记》中记载“钟鼎之剂”传统配方的正确性。

为了更好地保护曾侯乙编钟，湖北省博物馆与多家单位合作对编钟进行了复制，达到了不仅“形似”而且“声似”的先进水平。在复制过程中，对于编钟的铸造技术、工艺流程、调音方法，都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终于在今人手中得到传承与发扬光大。